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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马克思主义伦理思维史基础
日期:2018-10-30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名目“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研究”[17ZDA022]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涯前提、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转变而改变。”同样,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而发生的伦理观点和思想,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静态格式,而是一个一直发展的动态进程。咱们研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不仅须要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惟,而且需要关注后续那些继续者与研究者的文本和论证,并揭示其中的线索与法则。在这个意思上,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维史将由如下三个基本问题组成:第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提出的主要命题、产生的主要事件、经历的主要变更、展现的重要特点有哪些?第二,这些命题跟事件的观念背景、时期背景、历史起因是什么?第三,这些命题和事件的内在接洽、将来趋势和历史意义又是什么?

  一方面,我们需要探索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观念背景。思想史上的命题和事件皆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们都能在思想进程中找到对它们产生直接作用、形成其直接原因的理论知识。不仅如斯,思想命题或思想事件的发生还跟当下社会的“畸形观念”有关。正如葛兆光传授所言,这种“一般观念”不必定表示为明白的学术话语,而是往往蕴含于日常的风气看法之中,成为“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收、把持和利用的”普遍常识和思想。然而,它们却能构成一张“筛网”,决定着至少制约着作为知识表述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聚焦点和倾向性。在这个意义上,要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思想事实及变迁,不仅需要深刻当时的德国观念论哲学、英国国民经济学以及弥漫欧洲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等理论体系,而且需要深入当时人们广泛接受的日常社会观念去寻找原因。

  马克思主义蕴含着丰富的伦理资源,但我们迄今依然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历史梳理,因此很难实现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深度阐释。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发展思想史层面的梳理乃是进行有效理论建构的必要条件。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能够被划分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范式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研究”等三个部分,那么,只有筑牢其思想史基础,我们才干公平地“由史入论”,恰当地表述它的伦理思想范式及其在中国的翻新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说:“当人们谈到使全体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构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崩溃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这说明,正如只有从思想的历史现象中准确地联系到人类历史活动的教训规律,我们才华准确地理解,一个思想命题或事件究竟处于怎么的历史阶段、一种详细的思维变革或特征究竟蕴藏着怎么的历史趋势,进而,我们才能完整地懂得它们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本身的从前与未来究竟象征着什么。在思想史研究中,诚然对历史法令的揭示依靠于历史现象的素材积累,但咱们却毋庸等到所有的气象都被描述殆尽之后,能力念叨这一主题。毋宁说,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历史意思是可能从它所揭示的人类伦理活动的重要特色跟时代背景中逐步显现的。而后续新的历史事件和文献材料的发生,则是对这种历史认知的进一步印证或勘误。

  思想史的研究必须首先对思想事实进行描写和梳理,告诉人们毕竟产生了什么,亦即,回答“有什么”的问题。为此,我们需要首先理解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上的主要命题。其中,既包括元伦理学的命题,也包括尺度伦理学的命题。前者波及的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对“道德的本质是什么”“道德的起源是什么”“道德的根本是什么”等问题的回答。后者波及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持续者、研究者对人类实际运动提出了哪些详细的道德请求?以及,这些具体恳求之所以成破的道德理由又是什么?比较而言,前者可能存在更为初始的意义。因为,正如经典作家的文本常常展示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断言“所有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他们认为道德观点在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之间“变更得这样厉害,甚至它们经常是彼此直接抵牾”;他们甚至表现,共产主义要“对任何一种道德,无论是禁欲主义道德或者刻苦道德,宣判去世刑”。因此,如果马克思主义实际中确实存在一条伦理思想的线索,那么,如何面对“道德的合法性”命题,便成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研究不可躲避的初始问题。

  从因果性上解释一个思想命题或事件的起因,还不足以充足懂得它们对于全部历史过程的教训意义,不足以充分阐释它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古代伦理学的理论价值。因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研究必需向纵深拓展,廓清那些命题与事件对于人类历史和常识体系的意义。也就是说,除了答复“有什么”和“为什么”,还要回答“象征着什么”。

  不仅如此,在思想史上,任何命题一旦产生都会面临始终被探讨、被说明的福气。这些阐明和探讨奇特构成一组思想史事件。对这类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也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任务。上述“道德的正当性”命题之所以主要,不仅是由于它在经典作家的文本中多处可见,而且还因为由此引发的争辩几乎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的过程始终。比喻,20世纪初伯恩斯坦与考茨基关于社会主义伦理性质的争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不同编译者对马克思实践核心观念的争论、二战后法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对于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辩论,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论与非道德论的争论,都属于该命题在不同思想阶段和学术传统中的详细发展。

  《光明日报》( 2018年10月29日 15版)

  一

  作者:李义天(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教养)

  毫无疑难,思想史研究是一项沿时间维度开展的历时性研究,时间维度是它的“纵轴”。真正需要发掘的,切实是在时光的“纵轴”上呈现的思想命题、人物事件背地的规律性关联。因此,面对林林总总的文本,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研究最终需要做的是,在澄清思想素材的基础上,揭示出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古今之变”。

  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不叙事,就不历史。”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个别的历史研究,更实用于思想史研究。因为,思想史的对象(即,思想)自身就是叙事的表现和产物。当我们以思想史的办法参加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不仅需要建构历史的叙事,而且需要建构道德的历史叙事,将那些关于道德的思想事件整合为一个有意义的话语系统,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主要命题、事件及其主要变化和特征找到它们的历史方位与历史意义。

  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梳理思想命题和事件、描绘思想联系和变化、勾勒思想底色和特征,还只是初步工作。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思想命题和思想事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思想联系和思想变化?为什么会出现出这样的思想底色和思想特征?也就是说,不仅回答“有什么”,还须回答“为什么”。

  二

  另一方面,还需要摸索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时代背景。究竟,在探访思想及其演变时重视但不拘泥于观念本身,而是器重挖掘其赖以成立的物资状况或经验事实,这偏偏是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的措施和要求。马克思恩格斯甚至以为:“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出产跟着物质生产的改革而改造”,并不承诺更多的货色。既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既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是世界社会主义活动的组成环节,那么,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上的命题和事件必定奠基于事实的历史活动之中。这方面的研究也就需要在观念层面对此有所反映和反思,并在实际状态中确认促使这些伦理思想不断成长的事实根据。

  四

  三

  当思想命题及其构成的思想事件被串联起来,浮现出一幅包含若干阶段的历史画卷时,理解这些思想阶段之间的主要变化(差异性)、提炼其中的基础特征(共同性),就显得分内主要。在这个意义上,“道德的合法性”命题之所以贯串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的漫长过程,也是因为它反应了马克思主义在处理道德问题时往往采取的共同态度:即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人类的伦理生活和道德观念的存在方式,但它却对这种社会景象的实质和功能报以一种审慎的破场。这一方面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不同争论,另一方面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独特底色。假如说前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内部自发,那么后者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其余道德学说的外部分辨。